绣衣卫送来了郭图回家后的消息，看他那样子，张冲就明白他应该是懂了的。
这郭图的确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力和专业的确无话可说。
此前他被自己贬斥，发到大理寺做了个协办，就很是做出了一番成绩。
大理寺也叫廷尉，当年刘辩搞甘露之变的时候事败，大将军何进将廷尉改名大理寺，专门审查涉案皇党分子。
之后这廷尉也不被改回来，倒不是大理寺这个名字有多好，而是自此之后，关东朝庭就在事实上停摆了。
等泰山军入京都，自然是要定名分，安民心的。而处理那些积压在大理寺的诉讼案子，自然也是安定民心的重要内容。
于是，张冲专门让出自法律世家的郭图到了大理寺协办这件事。
而郭图果然能力拔擢，对于这些积攒多年的案子，郭图只用了二十日便已厘清案件，除了因过久而无意义的案件外，其余都在棘数下审理结束。
不仅审理得快，这些案子也让人心服口服。
当然，张冲也看过几次审案，说实话就技术手段来说，并没有多出彩。
但在这个以《春秋》决狱的时代，双方往往争的是以道理，谁的道理对，谁就合法，反之就违法。
所以郭图往往并不需要从技术上确定谁是有罪的，而是只需要在道理上确定就行。
而郭图决狱的理念根本，就是那本《公羊传》。
众所周知，汉代都是按照《春秋》这本经书来审理案件的，但其中的细节却并不是多少人能分辨的。
《春秋》有三经，分别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这三传虽然在内容上都有重合，但概要言之，那就是《左传》多叙于事，而《公羊传》、《谷梁传》则多释于义。
而这当中《公羊传》、《谷梁传》又是比较对立的两种学术思潮。
他们对于经文文本的阐释中，其中以《公羊》为进步，多主张变革，而以《谷梁传》为保守，多主张维持现有秩序。
当年汉武帝与其子戾太子就有一段关于《公羊》和《谷梁》的公案，就可以见到两经之异。
武帝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尊《公羊》的，不仅是因为董仲舒就是治的此经，更多的是此经暗合着武帝本人的政治诉求，也就是要一改前代之因循，开拓进取。
所以当时武帝的儿子戾太子也是学的《公羊》，但忽然有一天，其人竟然问自己的讲经博士，《谷梁》如何。
当时朝野就明白，戾太子的执政理念与其父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他似乎更愿意重新回到过往稳定的政治秩序中，而不是总是烦事天下。
戾太子的这种执政理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当时天下因为武帝连发战事，国力消耗非常大，而武帝为了维持高额的战争费用，可以说将天下民力财力榨取到了极致。
以至于到了武帝中后期，天下骚然，民户多逃亡，一些地区的在籍人口十不存一。
武帝当然也非常了解这一现实，所以在得知太子与他的理念发生冲突时，他一开始甚至还是高兴的。
他就对太子和皇后说，他现在将难拔的刺都拔了，那以后太子就会更趁手些。
可以说，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公羊》与《谷梁》只是阶段的不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补的。
所以此两经，虽然看似对立，但却有一种阴阳融合的统一。
可这两经在和《春秋》三经的另外一经《左传》放在一起时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因为这两者涉及到了东汉最重要的学术斗争，即今、古经文之争。
当年秦始皇的一把大火，烧毁了儒家典籍。
等到汉初时要重修《五经》时，就只能由幸存诸儒口授，然后以隶书释之，谓之今文。
而古文呢？则是在汉以后的过程中，不断有民间人士发掘出一些秦以前的古籍，然后上交给朝廷，这类经典就被称呼为古文。
所以换句话说，从传播的前后来看，反而是今文最早，古文反而是后面才出来的。
当年儒家的《五经》都有古今不同经典，这里面的差别很多就是一些文字及篇目、章节等形式的不同。
比如《春秋》一经中，《公羊》与《谷梁》就是今文，《左传》就是古文。
但发展到了后面，这两者的矛盾越来越大，已经引发了两个学术群体的利益的对立了。
众所周知，汉家一直到汉宣帝时，还是以儒法相用的，而到了宣帝的儿子，元帝以后，汉家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倒向了儒学。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独尊直接就反映在国家寻求人才，开始按照儒家经典来举士。
一个儒者可以靠着对经义的掌握一步步做到三公，这在汉武帝以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所以，谁家掌握了经典的解释权，谁就能获得那份最大的蛋糕，不仅自己的家族可以荣享富贵，就是学生也可以按照这条学术道路一直走下去。
这样，师生之间相互帮助，最终成为一个个学阀，学阀又成为门阀，二者就是一体的。
而在古文学者发起进攻前，今文学一直是汉家官方的主流学说，那些掌握古文学的学者们只能在乡野做个野狐禅，对今文学造成不了任何影响。
可在王莽之世的时候发生了一种改变，那就是古文学大家刘歆帮助王莽篡汉自立，再加上王莽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他的正统注脚，所以大兴古文。
但后面王莽很快就被推翻了，上来的是再兴汉家的刘秀，所以按道理，他应该会重新确定前汉时期的官方正统学术思想。
实际上，刘秀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因为以中兴汉家自居，所以刘秀在学术上自然也继承了前朝的今文思想。
当时他广邀天下学士云会京师，重立五经博士，他所立的十四名博士，全部为今文学者。
可见刘秀是要全面否定王莽倡导的古文经，显示自己拨乱反正的政治态度。
但情况到了刘秀孙子汉章帝，形势却发生了大逆转。
汉章帝通过亲自执掌白虎观会议，将今文学彻底纳为官方正统思想，而且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今学，自此古文经大兴。
作为正统经典超过百年的经文，往往一本经的背后就有十余万字的讲解注疏，可以说一个学者学习今文，可能数年都学不完一经。
而此前一直在民间发展的古文，因为微言大义的原因，学起来就非常快。一个学者可能数年就能学完五经，这不知道比前者快了多久。
本来这种快慢也无所谓高低，但到了国朝需要统一学术思想的时候，今文就是因为太过于繁琐而被抛弃的。
所以，今文学作为一种官方学说，因为生命力的丧失，其实已经退出了舞台。
但偏偏郭图就是治的今学，不仅是郭图，他们整个郭氏家学都是尚今学，而且学的就是《公羊春秋》。
这里面的原因很有趣，今学被汉家抛弃的原因，正是郭氏一族尚今学的动机。
的确，今学是繁琐，但作为一个家族的传承来说又太有优势了。
因为只有繁琐才能有门槛，尤其是他们郭氏世代作为汉家的法学家，就更是需要这种有门槛的经学来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
其实这种情况不仅是郭氏这样，如袁氏、杨氏、韦氏这些大家族，都是治的今学，其背后的动机就是因为此。
而郭图在审理案件时，就充分按照《公羊》的思想来断案。
如子举父过，父有错，那就罚父。但如果是《谷梁》学者来断案，就会大骂儿子，作为人子如何能举父过呢？于是大罚儿子。
从这可以看出两类学者之对立，前者总骂后者不知变通，迂腐守旧；而后者也总骂前者为贼，以权变的借口乱天命家法。
但总而言之，张冲是比较认可《公羊》的，因为他和自己认同实事求是的思想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对于郭图办理的大部分案件还是比较满意的，不然光办得快有什么用？
也正是这份成绩，郭图才很快又被起复，做了于禁的长史，随军出阵伊洛，并最后立下大功，得迁少府少监，成为财部重要的官员。
但现在看，郭图这小心思又冒出来了，在看了郭图的上表，张冲当时就知道这是郭图在培养政治盟友。
所以张冲决定敲打一下他，正好让朝野知道绣衣卫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
这东西没必要说一直用，但其存在本身就已经在起作用了。
当然张冲敲打郭图，除了有爱护他的原因外，还有一种“帝王”心术在。
因为你稍微琢磨一下，就知道韩馥这件事在张冲心头转了多少个圈。
这里面有几个事实，里面分别传递了不同的信息。
最后看整件事，那就是韩馥作为一反正人，竟然会找一个少府少卿去疏通关系，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郭图肯定是和韩馥有联系的，不然人家为何上来就送礼？
这明确表明郭图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那的确是有私心在的，所以自然要敲打。
其实从这类事，就可见张冲为政之艰难。
有时候他非常喜欢沙场，因为敌人是看得见的，你所要做的就是在战场上打败敌人。
但在政治上，强力的手段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只以强力来做事，那整个政治就会陷入一潭死水，人人自危下，谁敢做事？
所以政治多讲柔，多讲究一个度。
而拿捏住那个度，就是张冲必须要学习的。
和他在军事上的超凡不同，张冲明白自己在政治的手段上也就是中人之姿。
他前世学的是医学，人生了解政治最多的也就是那个小科室，所以和手下那些政治人精，张冲是有着明显劣势的。
但好在张冲明白自己的优势在哪。
那就是他作为上者，自己天然就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只要他保持明察，政事总能处理好。
而且，他还发挥后来者的成功经验，通过沿引唐宋时期的政事制度，从制度上就先保证政治上的效率。
当然，张冲也明白这种政治制度的弊端，那就是必须要求上位者在体能上就是一个超人。
单说最简单的一条，让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三点到五点间起床，你能不能做到。
如果是后世的张冲，他会拍着胸脯说，他办不到。
且不说夏天了，就问你冬天的时候，你能五点起床？光你身上的被子就能封印住你了。
还有处理政务有多复杂。
一件事你要找人开数次会，还要反复听不同渠道的反馈，这种高强度的信息获取，后世那些开会多的人，是能理解张冲的苦的。
这个过程中，还不包括久坐的劳累，批阅的劳累，写字的劳累，可以说，作为一个上位者，坐在那位置的一刻，都是在上刑。
所以，要想玩的转这种制度，你就必须是超人。
不过谁让张冲真的就是超人呢？他那绝强的体质除了是天选的播种机，更是天选的牛马人。
一天睡六个小时，没事；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没事！
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集中体制配上他的非人体质，那确实是强强联合。
不这么压榨自己，还真的就浪费这副牛马圣体了！
至于后来者怎么办？
那就后来再说吧，反正现在是最适合的！
毕竟你们呀，要相信后人的智慧！
能将古今文以及春秋决狱说清楚的怕是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