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在读了汉密尔顿关于成立国家银行的计划后，提议成立一家纽约银行并邀请汉密尔顿撰写一份章程。汉密尔顿同意了，并将”成为该银行董事会的一名成员”作为交换的条件。在银行的董事会里他结识了一些富人，包括起诉要求退回战争期间被征收的财产的反对独立者。他对公司事务的管理给自己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也给自己带来了”亲英派”的恶名，尽管他也为美国的独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汉密尔顿忙于私人的业务，但他没有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单从麦迪逊劝说弗吉尼亚州的立法委员在安纳波利斯（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召开一个会议，商量涉及几个州的一些贸易问题时，汉密尔顿声明自己支持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
1786年9月，他又被众人一致选为纽约代表团的一员，派往安纳波利斯参加会议。但在会议上纽约代表团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一个资历很浅的人甚至用冷漠的态度来表示对汉密尔顿的不屑，但事实上是汉密尔顿一个人担起了谈判的重担。会后他向外界宣称这次会议是很成功的，并站在谈判人员的立场上倡议一个规模更大、层次更高的会议的召开。［16］这次会议将于1787年5月在费城召开，会议起初以修改《邦联条例》为目的，但最终变成了制定联邦宪法的大会，来解决整个合众国面临的紧急事件。
汉密尔顿接着说，涉及《邦联条例》的任何变动都必须提交国会通过并遵循费城会议上通过的相应的修改程序。一开始汉密尔顿认为，修改《邦联条例》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但几个月后发生的几个事件让汉密尔顿改变了原先的看法，他意识到还有比修改《邦联条例》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
18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济以农业和贸易为两大支柱，当时的制造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农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同贸易比起来可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但贸易更被立法者看重，因为那些商人们财大气粗，势力大，并且由于选民资格的限制，他们又是选民中的重要力量。商人们都是债权人，因而他们喜欢稳健的货币政策，低通货膨胀率引致物价下降，这样自己手中的债权也就升值了；而农民们都是债务人，因而他们更喜欢积极的货币政策，高通货膨胀可以减轻自己的债务。但最后还是商人们赢了，于是几个州便实行了紧缩通货的货币政策。
农民们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西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尤甚。为了偿付战争时的债务，西马萨诸塞州政府决定征收地价税，从而将税收的负担从商人的身上转到了农民的身上，但事实上由于农作物价格的下降农民们早已经苦不堪言了。农民怨声载道，但政府却充耳不闻。
后来，农民要求出台法律制止无偿征收土地的做法，但执政者又否决了，农民就只能靠那双可以拿枪的手自己解决问题了。丹尼尔·谢斯（DanielShays）带领数百名退伍的老军人抵制西马萨诸塞州政府的税收政策，强有力地阻止了对农民的起诉和”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实施。
谢斯和他的同伴们将自己的行动与波士顿倾茶事件以及其他抵制英国政府压迫的行为相提并论，这样做容易引起其他地方农民和债务人的共鸣。但商人阶层以及他们的发言人却将这一举动视为暴乱，并严厉地谴责以谢斯一行人的做法。马萨诸塞州州长詹姆斯·鲍登（JamesBowdoin）警告说，这次暴乱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暴乱蔓延，无政府状态盛行，最终会导致极端的独裁，于是他下令马萨诸塞州的民兵去镇压谢斯这些人。
但谢斯这些人不仅没有退却，还宣称要占领政府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兵工厂。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在向国会施压，于是国会指派亨利·诺克斯将军（GeneralHenryKnox）组建一支军队来平定叛乱。甚至连不轻易发怒的华盛顿都恼火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已经触及了政府的底线。他在给诺克斯将军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天哪，我们正处于极度的隐性危险之中……各个州的形势都到了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