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初二男生的耻辱，直至“文革”开始以后方得以雪洗。他第一个冲上批斗台抡起皮带抽校长；他亲自操剪刀将女班主任老师的头发剪得乱七八糟；他对他的同桌的报复最为“文明”——在“文革”第一年的冬季，他命她拎着一只大喷壶，在校园中浇出一片滑冰场来！已经没哪个学生还有心思滑冰了，在那一个“革命风暴”凛冽的冬季。但那么多红卫兵成为他的拥护者。人性的恶被以“革命”的名义调动得天经地义理直气壮。那个冬季真是特别的寒冷啊，而他不许她戴着手套拎那把校工用来浇花的大喷壶。看着她那双秀美的白皙的小手怎样一触碰到水湿了的喷壶即被冻住，他觉得为报复而狂热地表现“革命”是多么的值得。谁叫她的父亲在国外，而且是资本家呢！“红五类”对“黑五类”冷酷无情是被公认的“革命”原则啊……整个冬季她也没浇出一片足以滑冰的冰场来。
春风吹化了她浇出的那一片冰的时候，她从学校里也从他的注意力中消失了。
再狂热“革命”的红卫兵也逃避不了“上山下乡”的命运。艰苦的劳动绝不像“革命”那么痛快，他永远明白了这一点，代价是成了瘸子。
返城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中，一名女同学忏悔地告诉他，其实当年不是他的同桌“出卖”了他。是那名和她特别亲密无间的女同学。他听了并不觉得内疚。他认为都是“文革”的过错。
但是当他又听说，三十几年前，为了浇出一片滑冰场她严重冻伤的双手被齐腕锯掉了，他没法再认为都是“文革”的过错了。他的忏悔远远大于那名当年“出卖”了她也“出卖”了他的女同学。
他顶怕的事就是有一天，一个没了双手的女人来到他的铁匠铺，欣赏着他的手艺说：“有一双手多好哇！”、“请给我打做一只喷壶，我要用它在冬季浇出一片滑冰场。”……
现在，他知道，他顶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尽管不是一个没了双手的女人亲自来……
每一只喷壶的打做过程，都是人心的审判过程。
而在打做第十只，也就是最小的那一只喷壶时，铁锤和木槌几次敲砸在他手上。他那颗心的疤疤瘌瘌的数层外壳，也终于一层层地被彻底敲砸开了。他看到了他不愿承认更不愿看到的景观。自己灵魂之核的内容，人性丑陋而又邪恶的实证干瘪着，像一具打开了石棺盖因而呈现着的木乃伊。他自己最清楚，它并非来自于外界，而是在自己灵魂里自生出的东西。原因是他的灵魂里自幼便缺少一种美好的养分——人性教育的养分。虽忏悔并不能抵消他所感到的颤栗……
他非常想把那一只最小的喷壶打做得最美观，但是他的愿望没达到。
曾有人要买走那十只喷壶中的某几只，他不卖。
他一天天等待着他的“赎罪日”的到来……
那条老街却在年底就被提前推平了。
他十分幸运地得到了一处门面房，而且是里外两间，而且是在一条市场街上。动迁部门告知他，因为有“贵人”关照着他。否则，他凭什么呢？休想。
他几回回暗问自己——我的命中也配有“贵人”吗？
猜不出个结果，就不猜了。
这铁匠做好了一切心理准备，专执一念等待着被羞辱、被报复。最后，竟连这一种惴惴不安的等待着的心理，也渐渐地趋于平静了。
一切事情总有个了结。他想。不至于也斩掉我的双手吧？这么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未免庸人自扰。
他所等待的日子终于等到了。那老者却没来，那姑娘也没来。一个认识他的孩子将一封信送给了他，是他当年的同桌写给他的。她在信中这样写着：
我的老父亲一直盼望有机会见到你这个使他的女儿失去了双手的人！我的女儿懂事后也一直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目的都达到了。他们都曾打算替女儿和母亲惩罚你。他们有报复你的足够的能力。但我们这一家人都是反对报复的人，所以他们反而在我的劝说之下帮助了你。因为，对我在少女时期爱过的那个少年，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来……
信封中还有一样东西——她当年看过他塞给她的纸条后，本打算塞给他的“复信”。两页作文本上扯下来的纸，记载着一个少女当年被爱所唤起的种种惊喜和幸福感。
那两页纸已发黄变脆……
它们一下子被他的双手捂在了他脸上，片刻湿透了。
在五月的阳光下，在五月的微风中，铁匠铺外那串亮锃锃的铁皮葫芦响声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