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赏群臣的事儿，前后折腾了大半个月，终于尘埃落定。
典礼结束之后，刘备也派使者四出，去给驻扎各地、没能来武昌的文武臣僚送上印绶。
根据路途远近，最北边的赵云、糜竺等人，至少要一个月之后才能收到。
刘备在武昌举行大典是在四月初，赵云等人收到，就是五月份的事情了。
变更官职之后，很多人事上的职权调整，也纷繁复杂，需要处理很久。
整个四月份，刘备军上上下下基本上都在忙这些磨合性的工作。
而北边的曹操，今年春夏也一直在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打造双侧金属马镫和高桥马鞍、升级军队的装备。
曹操阵营，去年因为翻越秦岭作战长达半年多，导致了巨大的军粮消费、后勤损耗。后方都已经紧绷到了极限，至少也需要一两年的恢复期，这段时间里曹军只能是采取守势。
双方相安无事，时间便悄然来到了建安十二年的五月初。
这天一早，刘备又一次听取了诸葛亮的人事工作汇报，对文武百官的职权调整情况，也算有了全面的掌握，知道这事儿已经算揭过了。
搞定一桩大事，刘备便开始琢磨起下一步的布局安排。
他也知道，自己控制的疆域已经非常广大，而且比较割裂。所以自己不可能长期跟诸葛兄弟，还有二弟三弟驻扎一处。
虽然他也很想每天跟心腹弟兄们联络感情，一起吃喝玩乐同享富贵。
但理智告诉他，这种事情目前只能是偶尔为之，为了领土的长治久安，还是要跟之前那样，东西分治。
于是，一早听取完汇报后，午时刘备就顺便召集诸葛兄弟、庞统、鲁肃，还有关羽张飞，关起门来私下小宴一场，讨论下一阶段的战略布局，以及高层文武的辖区调度、治所调整。
……
因为都是自己人，而且是绝对心腹，连刘备本人在内出席者一共也就七人，刘备说话就比较随意、直奔主题。
他开门见山先问：“去年血战半年有余，我军和曹贼都已军粮匮乏，一两年内无力远征。后续两年，诸位觉得我军当以何为重？是安心休养生息、兴修水利、整顿吏治，还是……”
刘备问这個问题时，下意识也先看向诸葛瑾。或许是过去两年，他每次有事儿都跟诸葛亮、庞统商议，跟诸葛瑾都只是书信往来，如今还是有些生疏。所以刘备不由自主就会想给诸葛瑾多一点表现机会，这也是为了更好的恢复、增强互信。
诸葛瑾知道自己只是负责定调子的，不用说得太具体，就先铺垫几句，给别人留下补充的空间：
“蒙主公垂询，愚以为未来两年，我军确实当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为主。也要辅之以吏治、选才、税赋等制度的整顿，军械和工巧的改良。
另一方面，兵马战备也不能松懈，虽然我军不会擅自主动出击，可一旦天下有变，有机会整合盟友，那也不能错过。军事上，只能说是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们也要抓紧分一杯羹，不能让曹操变强。”
诸葛瑾这番话，说得四平八稳，从日常发展，到官、税改革，再到技术和工业建设，军事投机，四方面都提到了。
同时又不至于太具体，留足了其他人发挥的空间。
刘备听后，只是微微点头，也不评论，又转向诸葛亮，示意诸葛亮也查漏补缺说几句。
诸葛亮跟大哥重逢，不过月余，还是不太想抢风头。但他如今名义上也官居尚书令了，对于司徒的大略方针，总该做出微调落实。
而且他太了解主公了，这种场合，不留下点干货，就太虚伪了。
诸葛亮想了一会儿，便基本肯定了大哥大部分的布局，只是挑了其中一个点说说：
“我以为，休养生息、整顿吏治税赋、军备不懈，这些都是该做的，具体轻重缓急，可以到时视情势而定。不过司徒所提革新‘选才’之法，不知要如何革新？
如今还算是战时，而且曹操去年才改了朝廷官制，我军现在是打出复古大汉旧制旗号的一方，如果贸然做些伤筋动骨的改动，怕是于大义名分不利。”
诸葛瑾被弟弟指出了话中一个点的问题，也不由认真思考起来。
刚才他那番四平八稳的话，也是贪多求全，什么都说了。被这么一提醒，才意识到未来两年搞官制或是人事上的改革，确实稍稍有点时机不恰当。
不过，诸葛瑾毕竟是穿越者，他自觉还是有不少先知先觉的优越感的。而且关于后世人才选拔制度，他也多少了解，随便拿出一些先进的东西，还不是直接碾压汉朝的旧法？
诸葛瑾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后世的科举制，那怎么看都是比察举制更优越的。
倒是历史上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历朝历代评价都不高，不过相比于汉朝已经走到末路的察举制，也还是有一丁点优化的（主要是汉朝的察举制到后期，已经是“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了，一开始用意是好的，到汉末已经烂了）。
所以诸葛瑾下意识觉得，自己随便说点什么，都能碾压当时的制度。
于是他就环视场内，见也没有外人，便随口吐露几句：“本朝的察举之法，一开始用意自然是好的。但桓灵以来，积弊丛生，所举之人，不是花钱买的，便是地方豪强威逼郡守所致。
如果另行他法，比如增加考核，确保朝廷能沙汰地方上举荐上来的、实际不合格的人，必然对选才用士大有裨益。”
诸葛瑾这般说，也是怕直接说出详细的科举制思路，太过超前突兀，也让人接受不了。便灵机一动，只是模糊地说了个在察举制基础上、稍加改良的方法，增加一道考核。
他本以为这么稳妥的“微改良”，肯定会收获其他重臣的惊叹。
然而结果却是，只有庞统、鲁肃若有所思。诸葛亮反而对大哥的说法，颇有些犹疑。
刘备也看出诸葛亮的态度倾向、似不寻常，便低声鼓励：“先生可是觉得此法稍有不妥？”
诸葛瑾也看出刘备的故意之意，连忙说道：“既是谈论公务，不必顾虑其余，但说无妨。”
大哥都这么说了，诸葛亮也放下了兄友弟恭的顾虑，侃侃而谈：“司徒所言，固然有一定道理。桓灵时，察举之弊，天下人所共见。但是要说增加一些考核以应对此弊，却也有些牵涉过大，不适合如今的局势。
毕竟如今乃是乱世，主公选才，本就已经不拘一格，并非全然按照察举之法。遇到能吏、勇士，只要有所建树，便能立刻得到拔擢，贫寒而有才干之士，出头之路并不匮乏。
所以，司徒所献之策，或许能在天下太平之后、选才之路不畅时，再行提出，却不适合现在。”
诸葛亮这番话，完全没有历史包袱，纯是就事论事，以治理效果为准绳。
倒是把极度依赖对历史先知先觉的诸葛瑾，说得一愣一愣的。
诸葛瑾不由异议：“这……选士之法都不完善的话，就算有一套庸下能上的赏罚体系，怕是也难以人尽其才吧？要是有些人一开始就连表现的机会都捞不到呢？
太史公在《平原君列传》中尚且记载毛遂之言，‘锥处囊中，方得脱颖而出’，但选才之法不当，连处于囊中的机会都没有。”
诸葛亮：“太史公所记，恰恰证明了我所言，毛遂自荐之前，为什么没有机会‘处于囊中’？是因为当时赵国还算相对太平，没有遭遇危难。
而只要和平、不与敌逆激烈对抗，那些混吃等死的庸人，才能混迹于英贤之间，滥竽充数，导致真正的英才被埋没。
可是强秦迫近，赵国非联楚不能自保，生死关头，选才便不再拘泥于虚名，必须是真正能上庸下，毛遂便立刻得到了表现的机会。
我大汉昔日承平之时，选官多由孝廉入仕，只有孝廉之官，将来前途才会远大，已经形成了默契。虽也有小吏、士卒出身的，因表现卓异而得升迁，但只要出身不好，前途就还是有限。
可是自从先帝乱世以来，无论是曹操还是主公，甚至是当年的董卓，已经提拔了多少有实干之才而无察举出身的文武？如今孝廉出身还重要么？可以说在敌我双方，都已经不重要了。
司徒嫌朝廷用人有陈年积弊，我却以为，眼下要调整的不是选官，而恰恰是考功。只要主公放开从士卒、小吏中选才的口子，不拘出身，考功业绩好的立刻得到提升，自然能让能者靠真实功勋治绩升迁。”
诸葛瑾被二弟这番话一启发，也是久久不能平复。
他因为历史惯性，而倾向于科举，但现在看来。在选官时强化考核，倒像是后世有些大学“严进宽出”，高考录取的时候很严，最后学成什么样反而没那么严。
诸葛亮的说法，倒是“宽进严出”，在选官的选择面上大大拓宽了，管你是小吏还是小兵，办事强或者打仗勇敢，直接就能上。
诸葛瑾更重的是后世礼部的“准入考试”，诸葛亮更重的是已经进了门、给公家办事之后的“考功”，也就是后世吏部“考成法”管的事儿。
从后世历史的经验来看，礼部的“事前考核”和吏部的“事后考核”，都非常重要，都是一个朝廷人事工作得以高效运转的必要保证。
但是，怎么到了诸葛亮嘴里，如今这个特殊形势、环境下，后者的重要性会远远强于前者呢？
诸葛瑾一时有点懵逼，愣了好一会儿后，他才终于想到问题出在了哪儿。
“我怎么就抄历史抄得灯下黑了！居然把这一点给忘了！果然历史不能死读书啊！”诸葛瑾想通之后，脑中不由暗暗自责警醒。